★新冠疫情凸显了大约十年前就已现端倪的事情，就是全球性问题失去了全球解决方案。确切地说，许多人已不再严肃认真地相信全球解决方案了。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几乎所有人都在异口同声地说，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世界，所有事情都要以此分成“前”与“后”。但在疫情最初的冲击过后，某种稳定看似接踵而至：世界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内容上却变化不大。世界政治既有的议程仍在延续，诸多传统问题和挑战也依然存在。
随着疫情的回潮，人们的认知又变得更趋近现实。简而言之：世界正在加速转变，不确定性将是未来几年的重要特征。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发生质变。
交往大幅受限成新常态 国际活动可预测性降低
对于新冠病毒的特性，医生与相关部门至今仍知之甚少，对疫苗和特效药的讨论非常小心和含糊。一波又一波疫情仍在持续，一些国家已重启春末夏初本已取消的防疫措施，甚至开始第二轮隔离封锁。
这意味着，国际交往的大幅受限如今变成了一种新常态，因为交往随时可能因为新一轮疫情的暴发戛然而止。这种局面将严重影响国际事务的开展，所有国家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这种剧变的主要牺牲品是全球流动性，它在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时恰好达到峰值。即便多数人梦想成真，即各国边境会在某一时刻重新开放，也存在着随时再次关闭的可能性。边境政策调整越复杂，对基础设施及所有依赖人流量的服务行业的影响就越大。旅游业和公务旅行未必完全停止，但必然会减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被迫转向网络和居家的人们必须思考，原有的流动性到底有多大必要。
图说：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儿童健康国家医学研究中心，一名医生与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击掌
国境线正获得新的意义——它划分的空间即便不是完全确保个人安全的空间，也至少是建立有效规则的空间和迁移相对自由的空间。就像某些评论家在疫情扩散高峰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具有的不是民族性，也不是公民性，而是领土性——相较一个地方的固定居民，任何一个外来者都可能被认为是具有较高风险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活动相对较高的可预测性是由国际制度决定的，这些制度足够有效地在一定框架内限制了单一国家的行为。而今天，这些制度可能将不再起作用，因为世界的语境已经大幅改变，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也已消弭。世界的均势随冷战结束而消失，而单一国家霸权的尝试也未成功。
合作不再依靠原有架构 将形成新时期多边机制
若每个国家都像疫情初期那样毫无顾忌地只为自己，世界会不可挽回地陷入无政府主义式的利己之中吗？
要知道“世界秩序”这一概念本就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而是我们对这一观念的钟爱——对20世纪下半叶良好、罕见却易逝的有序性的一种习惯。但面对明显超出单个国家控制的、全方位的挑战，合作势必是最佳的应对之法。
未来国际合作不会停止，在一个互连互通的世界中，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但如今的国际合作已经不再依靠那种参与者制定规则的全球架构了。今天人们积极呼吁拯救或恢复多边机制，以免世界滑入政治达尔文主义和大规模战争。然而，新时期的多边机制将是另一番模样——几个国家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同心协力，这些国家是该议题中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国家。当问题紧迫时，互动与合作会继续；当问题解决时，原有的格局也将改变。
图说：3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伊拉克新冠肺炎防疫专家组成员正在调试核酸检测实验室设备。
相比全球化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多变的体系。在这个系统中，所有事情都要比以往更加依赖每一个国家的实力、稳定和效率。新冠疫情提高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富裕程度与日俱增的要求。每个国家要先具备与自身社会建立和谐关系的能力，然后才能在外面取得成功。
2020年，世界处在疫情这个特殊的试验当中，而且试验仍在继续。客观与主观、现实与认知、真实状况与政治想象力拼死纠缠，社会的大分裂以及小群体内的大团结，之前从未有过。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因为灾难彰显出对立现象的紧密辩证关系：防护只能靠单独隔离，但在同一时间，所有人密切照看彼此，几乎过着同样的生活；国门关闭降低了病毒传播的效率，却破坏了社会经济形势，导致卫生系统最终受损……如此循环往复。
人类社会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包罗万象的事情。毕竟就连昔日战争、大萧条或传染病暴发的动荡年代，地球上还有世外桃源般的角落。但这一次，从开普敦到雷克雅未克、从首尔到西雅图，几乎所有人遭遇着同样的事情。病毒是全球化的，可病毒却似乎正要把全球化杀死。
不再相信全球解决方案 多边互动需求仍然存在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人们不难发现，新冠疫情只是大幅加剧了疫情之前已有的趋势。这一趋势，不管人们欢迎与否，要么变得必不可少，要么变得无可避免。
民族主义在增长，而曾经作为公理的普遍主义在消失。在国家日渐增加的责任和互争高下的野心驱使下，世界经济变得碎片化。最终，大国竞争加剧，中美问题可能转化为难以调和的冲突，且正披上冷战式意识形态的外衣，一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前的讲话。问题已经不在于世界的运动方向，而是所有人如何能在这个方向上行稳致远。
可以说，新冠疫情没有成为转折点，而是凸显了大约十年前就已现端倪的事情。如果略微夸大一下，就是全球性问题失去了全球解决方案。确切地说，许多人已不再严肃认真地相信全球解决方案了。
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主权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中的关键作用。随着经济边界的弱化，这一趋势也确实在现实中发生，国家对领土内事务的管理能力甚至也有所下降，更别说像生态和气候变化那样的全球性问题。因此人们从逻辑上预测，全球治理将变得愈加超国家化。
然而，靠过往的全球化无法建立起成色十足的全球治理制度。从2000年代开始，世界体系的运行故障频发。这些故障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并显现出一个共同趋势：无法整齐划一的不只是利益，最主要的还是人们关于该做什么的认识。
因此，我们要彻底打消国家将失去意义的错觉。当然，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合作。哪怕最强的国家，也没有足够力量能够完美应对众多挑战。因此，尽管存在制度差异和危机，对多边互动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抗衡最强大国家的利己主义取向，抑制重商主义本能。
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的内容还包括：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家，如何在不侵夺主权和特权的同时保障最大规模的多边合作。多边性不会屈从于教条，并且它并不等同于硬性的同盟关系（例如北约）或一成不变的固定制度（一体化结构）。在这个充满矛盾却紧密联系、有机整合却又不统一的世界中，建立国家互动的灵活形式正是未来的主要任务。
平息风暴尚无足够工具 全新条件下探索新平衡
新冠疫情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国际局势的影响。随技术发展而被快速应用的监管手段，如今在道德上也已顺利过关。与2001年“9·11”事件后对安全的需求一样，大众对于将“紧急情况”视作常态的接受程度正在抵消先前民主和威权碰撞的争论。
一些欧美专家的评论非常自相矛盾，他们认可中国采取的措施，但不认为同样的措施有着同样的性质。事实上，能支配个人数据的不只有国家，还有私营企业。操纵正变得更具复杂性和多层性，并将“民主”这一概念变成虚名。
在发达国家，当选举中冲到浪峰的不是那些看起来掌握最大资源的人时，政治剧变将具有非常大的征兆性。那些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政客利用新的沟通形式，绕过建制派阵地上那些传统防线，一如偏爱推特的特朗普。但建制派是不会投降的，最近社交网络对特朗普账号的宣战标志着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开始关注并利用了这个工具。
图说：1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开幕，疫情也成为大会关注的新话题。
2020年1月末，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达沃斯论坛上，贯穿始终的基本上是两个主题，一是数字化的负面影响，诸如新工具被赋予的“错误”权力；二是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气候变化问题。对于第二个主题，危机也是一个催化剂。
2020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社会政治性兼具、层次多样、跨国鲜明、参与者众多且极端非线性的危机。今天，世界的粘合程度，自然的退化程度，国家解放的程度，社会的活跃程度，以及精英的惶恐程度，正在转化为能够剧烈冲击现有体系的一场“完美风暴”。而如何将这个风暴平息下来呢？目前没有足够的工具，人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药方失效了。和谐已然耗竭，对新平衡的探索将在截然不同的另一番内外条件下进行。（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华盾 译）
人物简介：
费奥多·卢基扬诺夫 俄罗斯著名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专家，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SVOP）主席团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负责人，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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